波斯纳就写道：这场（2008年）经济萧条击中了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太阳神经丛，因为它不是政府过度监管经济并由此束缚自由企业的结果，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市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结果——这局限性植根于个人动机，植根于受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容易钱只要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就不会有问题——鼓动的保守主义官员采纳并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植根于因松懈执行残存的监管措施造成的对银行和整个金融业过度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监管放松。
他们之间会发生很多法律争议问题，诸如发起机构与特殊目的机构之间是否真正做到破产隔离、受托机构能否代表委托人直接起诉债务人、私募基金从事资产证券交易合法性问题等等。联储对所有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监管权，即所谓伞形监管。
在2003年底美联储就注意到银行信贷标准的降低，且评级机构也已经将一家主要的次贷放贷机构列入信用观察名单，表示了对该机构发行的次级房屋贷款的担忧。而以资产支持债券为证券池的抵押债务权益称为资产支持型抵押债务权益（ABS CDO），约占所有CDO的65％。次贷本身作为一种优惠贷款的补充，很好地起到了使许多中下阶层、特别是低收入者拥有住房的作用。证券法方面则有：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该两法与1933年银行法一起，形成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框架。于是，联邦银行游说货币监理署以阻止州反次贷法的实施。
只不过法律秩序对权利的制约，不能只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而应更多地体现为出于主体自身道德要求的内在制约。该形式形成了一套高风险的运作方式。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不正常的过程
随着生产工具需求的下降，利率——在剔除风险系数之后——以及就业量也都会下降。最为重要的长期治疗，并且是唯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经济循环预测方法的改进。在每一个产业内，新企业一般而言比老企业受到的影响更重些，这似乎与我们的说明相矛盾。对我们来说，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不协调——这在许多地方是由于经济体制失去均衡而产生的——正像生产过剩一样是一种过渡现象，而不是一个基本原因。
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特征不能够按照它们在因果关系上的先后顺序，依时间次序表现出来。经济危机的应对之道 危机的爆发开始了事件的不正常过程，或者出现了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
从主观上来说，特别是如果生产者抵制不可避免的价格下跌，那么转折点就以潜藏至今生产过剩的爆发呈现在生产者面前，其结果则是萧条。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不仅被个人的行为所预料到而且被预料到的程度极不相等的这个事实。估不到的状况——不曾预料到的对申贷的拒绝——可能出现在任何时候。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却更加重要得多。
正如在实务上一种产品价格的上升常常会造成大家预期成本的增加一样，其实这才是价格上升的原因，这里也出现这样一个类似的现象。为了完成和重复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对这个过程有几件事情要进一步讨论，但这只是对正常过程而言，因为非正常过程并未呈现出什么基本上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论问题。这种生产过剩被我们已经提醒并加以解释的繁荣偏激走向所加重了。
这尤其会发生在专业投机行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市场上。但是伴随不正常过程的损失和破坏，确实没有意义，并且不发生作用。
工商企业努力保护自己以防价格下跌，并且在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这种完全自由实际上哪儿也不存在——当银行对其提供资助的时候，它的抗拒就能暂时获胜，这样便使得最高价格水准常常出现于转折点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不论是荣景时期的利润，或是萧条时期的损失，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和不产生作用的。
因此老企业要比新企业撑得更久。至于危机爆发所特有的一系列事件——恐慌、信用制度崩溃、破产的扩散蔓延以及其更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则可以称之为清理的非正常过程。它们意味着新的干扰，并且将强迫施行，在其他状况下会是多余的那种适应性过程。经济萧条产生的原因 如果读者对于经济循环理论加以深思，并且从实际状况或者从任何有关危机和经济循环的理论观点来做检验的话，那么，他必定会懂得繁荣（现已经被解释清楚了）是如何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因素和偶然成分，也将使繁荣结束，从而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终而导致暂时性的相对稳定状态以及发展的消失。这就歪曲了现实的景象，并且也是为什么对危机中的某个特定过程只能在加上了重要的限制后才可以论述的原因，因为只有那种受到大力支持的厂商，而不是自身状况最为完善的厂商，才具有渡过危机的最好机会。事件的正常与不正常过程的这种区别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质，而且也是为了理解与这种事物有关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问题。
它将会对前者俯首帖耳，而通过授予信用以支持后者。这种程序可以用那些将使个别生产者难以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的各种其他措施来加以补充。
新的竞争者出现了：老主顾和老客户不再出现。例如，放款者的焦虑表现在利率的上升中，而且只有到了不景气的晚期，那种作为事物最基本的特质而通常在正常过程中很早就应该显示了出来的影响才会表现出来。
一方面这种环境条件，以及另一方面在萧条过程中出现在许多产业中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脱节，使得我们有可能用各种不协调的理论来描述萧条的外在形式。所以它对前者比对后者更容易导致最后的结果——破产，而对后者而言这些变化只不过开始了一个缓慢的衰变过程而已。
每一种这样的理论其要旨都在于试图解释不协调的出现，以及被认为与不协调存在其中有关的特殊的数量关系。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只要萧条过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危险就会变得更小。这些巨大的错误和破坏，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弥补修复，并且它们将创造出一些新的情势，而这些新的情势又会有更进一层的效应，而这些情势最终必定会自寻出路。危机调查的基本工作就应该建立起所有这些要点。
萧条的景象至此大功告成。与此相联系的，在各个产业的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着收入所占之比重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不成比例的情况，但在不同经济阶层的收入之间却并不存在着不成比例的情形，因为企业家利润与他人的可能受到干扰的收入之间并不存在正常的比例关系，并且除了定额收入之外，其他收入则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动的趋势，有损于或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应地拣到了便宜或受损，但是整个消费者总需求则并没有任何增减。
经验也告诉我们，正如阿弗达农已经说过了的，许多产业几乎完全不受干扰，有些产业也仅仅受到相当小的干扰。关于预防与治疗危机的各种建议，主要就依靠它们了。
通过投机者所经历的苦恼，同时也通过投机者对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预测，使得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因素互相激发而增长。但是在理论上，证实如下事实却是有兴趣的，那就是，这种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种本来就不适合用做达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后，等同于那种反作用必然大于其直接结果的一些措施。
但是并不一定非得出现不可。它没有准备金，至多只有透支额度。那些包含在新的调整过程中数据和价值的不确定性，明显的不规律、不可预料的出现亏损，造成萧条时期的独特气氛，在繁荣时期在商业上和社会上形成证券市场备受注目的看法的投机因素所蒙受的损失特别大。在这里最终建立起来的均衡，不同于那些在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均衡。
这种萧条，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工商业者对经济循环的了解日益增加这一事实，连同托拉斯组织逐渐形成的事实，两者一起成为为什么真实的危机现象——像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像战后时期这样的时间，都不属于此列——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因。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们的理论也是如此的，但是它并不把这种典型的事实作为基本的和独立的原因。这些现象是如此的典型，以至于每一种经济循环理论都必须对它有所解释。
但是，无需作更进一步的证实，这些就足以让我们说明，所有这些改变事情的本质的程度不比我在上面所提及的发生在其他领域的相类似的现象更多，因此对价格理论的反对就有所本。这种政策也许可以成功，在同一意义上，正如同自觉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好像也可能导致成功，而实际上只要事情是留待大家自动自发地去实行，那就不可能得到成功是一样的。
